浙江家纺的经验表明,放任竞争容易形成同质化,各自为战,政府进行适当的引导和扶持,有利形成产业集群。
市场竞争无疑是推动产业集群出现的无形之手,不过,还有另外一只手,对于产业集群的形成亦至关重要。
本次金融危机,引发了对于过度自由市场经济的反思,呼吁政府对于产业的适当干预,亦重新成为主流。国务院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纺织行业即位列其中。
“浙江家纺曾经是广东的配角,如今,广东家纺不如后来居上的浙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不够重视”。作为龙头企业之一的众望掌门人,杨林山回忆十余年创业历程时说。
而正是在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的共同推动下,浙江家纺产业集群才成为家纺产业的标杆。目前,浙江拥有余杭、绍兴、海宁三大基地,其中余杭身兼“中国丝绸织造基地”和“中国布艺名城”,拥有国家级知名品牌3个,省市级名牌20个。涌现出奥坦斯、众望、柯力达、中亚布老虎等全国知名品牌。
“如果没有政府,产业集群很难形成,完全自由,容易形成同质化竞争,各自为战,所以,还是需要有前瞻性,要有定位,不能无为。”作为余杭家纺产业集群的直接推手,余杭区经济发展局局长陈炳鑫颇有感触。
而在推动产业集群的形成方面,余杭地方政府致力于政策与具体措施的双重扶助与引导。
相对于家纺在广州的日益边缘化,余杭家纺却成为当地支柱产业。2009年6月,余杭区的产业规划中,正式将家纺作为重点打造的五大产业集群之一。同年,余杭被列为中国家纺协会和浙江省的产业集群示范区。
余杭区在2002年就启动了品牌战略,出台了奖励政策:凡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或获得“中国名牌”,政府将奖励企业50万元(后追加至80万元);被认定为省级著名商标,政府奖励企业10万元。历年来,余杭区的奖励额累计达到1228万元。
目前余杭家纺企业总数有4000多家,余杭区按照梯度培育品牌的原则,制定家纺产业名牌产品培育规划。每年对名牌产品名单滚动调整,实行动态培育管理。
同时,余杭区通过各种展会、论坛等渠道宣传推介“余杭家纺”整体知名度和影响力。余杭已经连续十年组织企业团体参加每年8月的上海国际家纺展,以及中国(广州)家纺博览会、法兰克福家纺博览会等国内外专业展会。余杭还联合绍兴连续三年成功举办浙江家纺展,而在世博会上,来自余杭的“凡邦抱枕”进入了世博会中国馆贵宾区。
在培育企业的同时,余杭区亦极富远见地实施企业掌门人工程,每年组织100位企业高管到清华、浙大等名校培训,拓宽其视野,同时,余杭还开设年轻企业家战略培训班,每年选30到50人,带他们走进知名企业学习。
家纺产业集群的形成,除各地地方政府的推动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推动力量,就是相关的行业协会。
目前,家纺行业形成的十大产业集群也好,十二大基地也好,当初都在曾经的纺织工业部(后来改为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的规划之中,而中国家纺协会会长杨兆华认为,“优化产业布局,将引导企业丰富产品门类,协调区域家纺产业配套发展,构建产业协同体系,形成产业互补升级,放大国际竞争优势”,是协会的使命。
与此同时,杨兆华认为,无论国家,地区还是产业的发展,未来的竞争都是文化的竞争,家纺行业由制造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为未来大势。
一次偶然的机会,杨兆华在参观深圳文化博览会时,看到手绣、剪纸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受到国内外观众的关注。“这些产品让我眼前一亮,家纺产品能否也致力于显示独具中国民族特色的原创设计?”杨兆山说。
而在第十五届中国家纺展上,中国家纺协会组织了一个面积达600平方米的“中国家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区”,云锦、侗族织锦技艺、苏绣、沈绣、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苗族蜡染技艺、鲁绣等深藏民间的文化艺术一一展现,令海内外人士惊艳。
杨兆华表示,家纺行业作为一种创意文化产业,只有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将民族元素与国际趋势相融合才能设计出好的作品,才能创造出一种有别于西方、自主创新的家纺时尚潮流,与发达国家相抗衡。“我们不应该仅仅是把他们保护在博物馆里成为古董,而应该积极通过传承和发展使他们在现代生活中获得新的生命”。杨兆华说。为此,中国家纺协会牵头,成立了中国家纺文化艺术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家纺文化艺术中心。
杨兆华更对中国家纺行业向微笑曲线的两端转移寄予厚望。“甘肃的手绣龙凤拖鞋,在网上能卖到100多美元,依然供不应求,家纺如果也能承载中国文化,才可以获得更高的附加值。”杨兆华说。
“非遗积淀了5000年的文化底蕴,是中国家纺设计取之不尽的创新源头。能给中国设计师带来原创灵感,推动中国家纺设计水平。”杨兆华认为。
杨兆华还表示,将与敦煌研究院合作,从众多敦煌石窟中搜寻与家纺文化有关的元素,致力于长期的研究和挖掘,力图使传统元素与产业化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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