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以分裂与竞争为主题的数百年历史激发了大量“朝秦暮楚”的职业经理人。在这些经理人中,最成功的经理人莫过于管仲和商鞅。但结合个人的最终命运而言,管仲则是最值得现代经理人学习的楷模。其中,管仲的一些经典案例也正是现代经理人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抓“霸”放“色”
就齐桓公与管仲的数十年合作中,“举霸业,服天下”是一个清晰而统一的目标。作为齐国向这一目标挺进的策略制订者和实施者,管仲在一些无害于“霸业”的问题上采取了纵容与放任的态度。
在齐桓公任用管仲之初曾问:“我很好色,对霸业会有害吗?”管仲回答说:“无害!”当齐桓公问及什么对霸业有害时,管仲称:“不知贤,害霸;知贤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复以小人参之,害霸。”
对管仲的回答,齐桓公很高兴,于是,他把绝大多数政治和经济事务交给管仲全权办理,而自己则深居王宫,行“好色”之欲。
与这一放纵态度截然相反的是管仲对齐桓公封禅的阻止。当齐桓公实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梦想时,突然提出封禅泰山的想法,希望以此彰显其功绩。当齐桓公起出此事时,管仲并无一言。下朝后,一位同僚问他为什么不发一言,阻止齐桓公的决定?管仲说齐桓公好胜,要以私下阻止,不能正面谏阻。当天,管仲夜访齐桓公,成功地阻止了封禅决定。
在这两件事上一放一阻的不同处理方式表现了管仲在与处理上级关系中的取舍之道。而且,在如何劝阻的实施方法上,管仲的做法也体现了因时、因地、因人的指导思想。
在像管仲和齐桓公这样的经理人与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处理上,相互之间的关系处理会有很强的累积效应。如果一味以“束”而为,即使再豁达的领导也会因为情感上的厌恶感的积累而逐渐由信任到不信任,甚至于痛恨。正是这种情况,大多数出发点很好的正直之士往往不得善终。
管仲对于齐桓公一些无害于霸业的弱点的放任使之任用管仲无束缚之感,结果使其对管仲日益信任,甚至于将几乎所有的处置权交给了管仲。而这种权力的强化又使管仲可以更加得心应手地发挥他的思想,使齐国由普通的诸侯发展为当时的霸主。
现代社会中,经理人与资产所有人之间的磨擦与分歧几乎是绝大多数大型企业的永恒话题,对于一个优秀的经理人而言,能否很好地处理这种关系,减少执行阻力对其能否有效发挥经营才能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管仲在“放色”与“阻禅”上的处理策略表现了他在这方面的高超技巧。
管仲的团队观
齐桓公在鲍叔牙的推荐下,将他昔日的仇人管仲以计谋从鲁国“骗”回到齐国后,两人坐谈了三天,详细讨论了从如何实施霸业、如何用民、如何解决内政/军事等问题。由于双方在思想的共鸣,齐桓公当即决定拜相,但管仲当即拒绝。
就在齐桓公觉得奇怪的时候,管仲抛出了他的团队观:“臣闻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大海之润,非一流之归也。君必欲成其大志,则用五杰。”此后,隔朋、宁越、成父、宾须无、东郭牙五人分别因管仲的举荐担任了相应的职务。于是,管仲的核心团队在他还没有正式开展工作时就已经完成。
管仲推荐这五人时称:“升降揖逊,进退闲习,辩辞之刚柔,臣不如隔朋;请立为大司行。垦草莱,辟土地,聚粟众多,尽地之利,臣不如宁越;请立为大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蹬,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于成父;请立为大司马。决狱执中,不杀无辜,不诬无罪,臣不如宾须无;请立为大司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为大谏之官。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臣虽不才,强成君命,以效区区。”
在经理人带团队进企业的问题上,管仲的做法给出了这样一些启示:在如何引进新的团队成员方面应如何打握时机?在说服上级领导时应用采用什么方法?
另外,在团队建设中值得注意的是新团队成员与老团队之间的利益和价值冲突问题。事实上,这种冲突是导演商鞅最终被五马分尸悲剧的根本原因。从管仲进入齐国政坛后的工作来看,他所做的工作并不是“革命性的”。这意味着新老冲突较小,管仲也不至于像商鞅那样把自己放在火山口上。
现代社会中,企业在引进空部队时常常会面临着剧烈的利益重构和价值观的冲突,并集中地表现在企业文化的不相容。在管仲和商鞅的处理方式中,管仲更多地表现出融合于原有文化,而商鞅则是激进地引进一种与原有文化完全相背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破坏了原有结构,虽然对秦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引发的新旧冲突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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